提出一些自相矛盾的判断：第一，不宜提司法民主化（作者始终拒绝将有关内容归纳在司法民主的大旗之下）。
进一步如果在观念系统之中区分理念和其他的思想认识的话，理念即可称之为具有根基作用的核心的思想观念。但是却一再通过媒体促动司法。
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BarAssociation，ABA）于1998年就美国司法制度的运行状况进行了抽样民意测验，并根据侧验结果制作了《美国司法制度观察》（PreemptionsoftheU.S.JusticeSystem）的调查报告。根据美国法院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的2005年度报告，已经有88个法院的计算机安装了陪审团管理系统，通过联网的方式进行陪审团成员的选任以及陪审团日常活动的管理，得到肯定反映。第四，司法应当坚持形式正义优于实质正义的根本立场。近年来，由于认识到侦查对公诉的重要性，英美法系国家也不断扩大了检察官的侦查权和对警察侦查的建议权。同时，法官还可以收集证据。
再次，陪审制度成为集中展示司法民主的制度载体。可见，沃伦法院的自由主义司法实践顺应了美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代表了美国多数民众的意愿，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肯定，是积极和正面的[4]。第四，通过民主方式，建立农民群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
因为李某的到来，直接使他丧失了既得利益，尽管既得利益的正当性并不足（合同没有续签）。前文提及的水某与李某的纠纷鲜明体现了乡村纠纷的特征：水某与李某是邻居，纠纷起因于水家的水牛磨破了李家的树皮。正由于基层法官司法过程日益形式化，他们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帕森斯在评价滕尼斯时所说：共同体和社会都是具体关系的理想类型。
基层法官日益缺乏对乡村社会风俗人情的娴熟把握，缺乏对当事人性格特征等地方性知识的有效掌握。这种社会分层的划分依据主要在于职业分化。
有的纠纷诉求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和非适法性，仅仅追究法律上的诉求和因果关系，问题难以彻底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农村土地纠纷多发，矛盾比较激烈。[49]当我们问法官处理时，为什么不按地方习惯将赡养义务和土地分割结合起来，法官回答说：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不应该附任何条件。尽管司法过程缺乏程序性，但实体利益的调解还是要以法律规定为基础，尤其是涉及利益之争时，现在农民也懂法了，不依法也不行。
在司法干部队伍方面，他们应当对民间习惯、风俗人情有着很好的把握，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高尚，深入群众，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人民服务。他要让农妇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还要维护其家庭的基本和谐，因此没有简单地遵循法律。乡村司法的程序性要求可以有所选择，但实体法律应当得到必要遵守。当下的中国农村，与传统中国或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有了很大不同，纠纷的类型也有很大变化，合同、侵权、交通肇事、产品责任等新型纠纷不断出现，对它们的责任认定需要借助现代技术和法律知识。
也就是说，应当是主体的愿望与客观现实相互关系的结果，它通过主体的愿望从客观现实（是）中产生和推导出来。他从地方性知识观念出发，以秋菊的困惑为切入点，对现代法律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提出法制建设中，应该尊重本土资源，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
当基层法官碰到难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案件时，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回到治理化司法的老路，或干脆求助于乡村组织。与此形成有趣对比的是，这些村干部大多与几年前调离的老庭长非常熟悉，很多人至今还与之保持联系。
同时，在基层法官的司法之外，还存在另外一套系统——乡村干部的司法，这套系统解决了大量的纠纷，其间充满高超技艺。有的纠纷则便于依法处理。[21]由此可知，乡村社会中，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超过了90.8%。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治理化司法还有相当的合理性，乡村司法还需要保持双二元结构，需要在形式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当事人只有消气了，才可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论纠纷的实质问题。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与国家法律日益亲合的乡村社会，贯彻礼治规则和地方性规范常常并不具有可行性。
可以说，日益陌生化、异质化和流动化的村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权威性的国家法律体系来维持秩序，乡村社会变迁正在造就接应现代法律的环境。这些反对大多是理念上的，较少从乡村法治经验中展开。
这种结构混乱[27]状态与乡土中国的理论模型有了巨大差异和质的不同。而在南京彭宇案中，鼓楼区法院按照治理化的司法方式调解结案，虽然可能对当事人有利，却在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伦理混乱，削弱了助人为乐的心理动力。
委托调解制度具有明显的治理化特征，在一些学者看来，无疑是为行政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此外，参与大调解机制也是一种司法治理化形态。实际上，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的解释中，除了十阶层论外，还有孙立平等人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论[17]，李强提出的倒丁字形结构论[18]，黄宗智提出的悖论社会形态论[19]等。[35]该离婚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显得非常程式化，少有从前乡村司法的治理化特征。这些社会分层的解释都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分化，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讲到当前乡村社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
[18]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如果让基层法官的司法完全走向形式法治，而让乡村干部的司法保持治理化状态，从而将乡村司法的现有双二元结构改造成二元结构，这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第一，乡村干部并没有足够的法律和政策义务来处理乡村纠纷，其司法很容易陷入官僚主义逻辑。
[13]强世功、赵晓力等则将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和秩序机制融入到对陕北炕上开庭案件的讨论中。这两个层面叠合起来，就构成了乡村司法的双二元结构。
依据治理论的逻辑延伸，乡村干部司法所形成的精微法律秩序，及其治理化司法现状，也应当得到尊重。纠纷案情的延伸性[50]，是指纠纷的起因和结果不是由一次矛盾冲突、一个明确的标的所导致，而是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和社会背景。
要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农村，理解中国农村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实践形态，不能以第二、第三种类型的农村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而应将重点集中在普通农村。第四，在特殊危机时期，乡村司法形态可以有所选择。目前，河南省、安徽省、上海市等都在辖区内专门推行了这一制度。[24] 前引〔11〕，费孝通书，第9页。
（三）乡村司法理论建构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在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人们总是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滕尼斯和涂尔干的二元区分。庭审结束后，法官向村民们指出了该案的法律要点，讲解了相关法律知识，并耐心解答了村民们的疑惑。
[32]而他最近的研究表明，当前离婚法实践由审判员调查取证变成了主要由当事人举证的制度，日趋程序化。在我们看来，乡村纠纷的核心特征有两点：一是纠纷案情的延伸性，二是纠纷诉求的非适法性。
回家后，他对老婆说：你改嫁吧，我要跟他家拼了。法官与当事人见面只有两三次，就可能作出判决。
